孔子、中国、耶稣
陈耀南
我说个比喻：这房子里飞翔着许多小鸟。房子有一条通往上天的出路，只是小鸟们找不着。其中能力高强一点的，自以为找到了，就带着追随者乱飞乱撞，头崩额裂。
古今中外，世界上的人都在找寻幸福快乐之路。有些智能出众的人，被尊为一代圣贤，其实只如上述，是领着跟从者乱飞的鸟，许多盲闯乱撞，加速死亡；较好的也不免冤枉迂回，误人误己；最好的，不过在本族本类中作好准备，就像太阳出来之前，驱除黑暗的油灯。
以色列之外的万国万邦，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之后的百代千世，都有许多人间的导师贤哲：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孔孟老庄、穆罕默德、马克斯、佛洛伊德、杜威、罗素等等，他们的智慧与主张或者接近圣经，或者与福音远离，最差的是“各样的异端”、“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他们许多自以为有智慧，结果“中了自己的诡计”；稍好的则是“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上帝的义…。”（经文出处：以弗所书四14；哥林多后书十5；哥林多前书三18至19；罗马书十2至3）
一、先有上主，后有孔子
孔子可说是上帝赐给东亚世界的一位“行义”教师。古人说，孔子是“天纵之圣”，又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就是说，孔子显扬了人性的光辉，破除了无知的黑暗。当然，孔子也是“天”所生的，先有上帝，后有孔子。
孔子是商朝贵族后裔，商朝重视祭祀。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到一千年间的殷商王朝，笃信鬼神，崇尚祭祀，可惜后来残暴不仁，失去民心，政权于是落在周的手上。新时代的朝野上下，认为祭祀并非最重要，修德安民才是要紧，天意就在民意之中。
不过中国人并不在这个时代转折关键上寻找真正的独一真神，而是渐渐冷淡疏远了生死鬼神问题。《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二四），孔子二十多岁，他所敬佩的郑国大政治家子产有句名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正如孔子自己所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些简明扼要的话，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精英共识：尚德、务实。从个人到国家，一生都以道德为主。（出处顺次：论语先进篇、雍也篇、八佾篇）
儒家讲“凭仁知义”，“仁”便是人心的道德自觉，即是所谓“良心”、“良知”。孔子是第一个大讲“仁”道的思想家。他说：“仁者爱人”，“仁”与“人”可以说同音同义。“仁”又有“核心”的意思。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核心本质就是爱。爱自己，所以不甘沦为禽兽，认识到人的高贵；推而广之爱同类，甚至爱及一切生命。所以孟子推衍孔子之教，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最伟大的扩展了；而整个开始就在“火之始燃，泉之始达”的一念之生。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只要我自己真真正正有这个觉悟，一切道德作为就开始了。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就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从这个“仁”的中心，在人际关系网发射人类之爱，于是有所谓五常、四维八德。“是非善恶”是人所应当明辨的，“寿夭穷通，成败得失”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所能做，所应做的，就是“知命守义”。不错，所谓“人定胜天”只是一句有限度的安慰勉励的话，更老实的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究竟是什么呢？（顺次出：颜渊、述而、颜渊篇）
孔子以及他的后继者还是尊天、敬天的，但他们没有更大的兴趣与能力去探究。他们相信道德的根源就在良心。良心是谁给予的呢？他们没有再向上探索。后来有些大儒受了佛教、道家影响，认为人心就是一切的根本与主体。从宋、明理学家到现代的所谓新儒学大师，都是这个说法，没有把上帝看作上帝，“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马书一21-22）
从宋朝到近代，孔子的贤徒高足，代不乏人，有道德、有聪明，却是“昏暗愚拙”，不明人性软弱。最明显的一件事：为什么不让妇女受同等的教育？为什么竟让妇女缠足成为几百年的礼法习惯？对这些野蛮愚蠢的群众行为，谈仁说义的宋、明理学家有说过一言半语吗？人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从孔子以下的历代儒者，对人性软弱的罪恶来源，都不能有清楚深入的认识与交代。理学家也只是笼统归咎于所谓“气质之性”，于是整个儒家的人性论过于乐观，只能有限地“教人”，没办法有效地“救人”了。
二、虽有孔子，无奈天子
不只妇女，不只近七百年，二三千年来，所有人都受害的，就是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应当由众人平等合作，共同管理，这样才合乎良知，这也是现代三岁小孩都知道的“民主”了。
偏偏古书上的“民主”（最先见于《尚书》），不是“以民为主”，而是“为民之主”。人民的数目越多，主人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终于就以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而做了人间的上帝。
春秋战国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割据，杀伐不休，都想做天子。秦始皇完成帝业，从这位典型的专制暴君，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懦弱的宣统，二千多年来，不论强弱愚智，只要登上大宝座，便是亿万黎庶的奴隶主。
从汉朝开始，历代君王用的，其实仍然是法家尊君卑臣、奴役万民的那一套，只是用儒家之礼来美化包装；讲相对道德，所谓父慈子孝，臣事君以忠的一套片面的道德。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最高统治者肆无忌惮地放纵兽性，被统治者趋吉避凶地发展奴性，逢迎上意，种种罪行与丑态都是由此而变本加厉。暴君名正言顺地奴役侮辱数以千百计的良家女子，因此又有宦官；宦官、外戚又与奸臣纠结或斗争，共同毒害国家百姓。历代不知多少人饱读孔子之书，爱国忠君，反而往往为昏君、暴君甚至奸臣所害。
三、既有耶稣，不要孔子
欧洲人本质并不比中国人好，只是普遍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人人从少到老都被提醒：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三23）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10）
“在主里听从父母。”（以弗所书六1）
“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五29）
所以他们的“政权”始终不能凌越“教权”，而且罗马帝国崩解之后，欧洲长期列国分立，君主没有大一统的威权，人民有转徙逃避之余地，发达的科学精神和经济技巧配合了信仰，而用之于为主作工，为上帝作地球的管家。要忠诚尽责，准确精密，公平合理，所以有先进的人权、法治、科学、民主。他们可以没有孔子。
差不多八百年前（一二一五），南宋、金朝的皇帝仍接受三呼万岁，成吉思汗继续指挥蒙古骑兵杀人如麻，英国的无道之君约翰，最后屈服于教权、民权，签署了“大宪章”，开展了后世万邦典范的议会民主政治。
二百七十多年前（一七七六），乾隆下令烧毁对满清不敬的文字，号召臣民效死忠于当代的君主，遥远的西方，北美十三州的基督徒却早就知道“尊敬君王”是为了“敬畏上帝”；“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令”，是为了“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旦到了抉择关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参看彼得前书二17，提多三1；使徒行传五29）。
在一七八九年就职演讲中，美国首任总统，开国元勋，基督徒华盛顿说：“在我任职的首要之务，就是热切祈求支配宇宙的全能之主…，补救人类的缺失。…他的赐福能使美国人民自由幸福…。”又说：“向…造物者表示敬意这方面，我相信全国人民都不下于我。”
圣经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诗篇卅三12），因此，他们没有孔子，却实现了孔子以至其他哲人许多理想。这些理想在同一年代的中国，仍然是梦想。
嘉庆廿三年（一八一八），伟大的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成立英华书院，这是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基督新教机关；第一本中文圣经就是由他译出。两年后，道光皇帝承接了一个百病丛生的天朝大国。二十年后，就首次败辱于前所未见的海上霸王英吉利，打开了通商、传教的缺口，开启了当时先知先觉的士大夫所谓“五千年未有之大变”。
以后是一页页令华人愤慨，令真正基督徒痛心的殖民帝国交相侮辱中国的历史。热诚的西教士不幸与侵略军队、海盗、不法商人混在一起。更不幸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也免不了当代白种人的骄傲自大，对东方文化无知，言谈态度不要孔子。
四、你有耶稣，我有孔子
上帝的福音到临神州大地之最初两个阶段：唐朝的景教，元朝的耶里可温，都是昙花一现，与中国文化互不相关。
第三阶段：明清之间，天主教耶稣会士，以利玛窦为首，激起了不少文化交流的火花。不过，随着接触深入，中西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就无可避免。教会内部神学与权势的分歧，更使这些矛盾恶化。除了翻译名义和历法主权之外，祭祖祀孔，圣哲评价，君王地位种种问题，无一不成为冲突焦点。利玛窦去世六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中国第一宗反基督教风潮爆发，即所谓“南京教案”。从此怀疑、抵制、反对、逼迫、仇恨…，不断重演，直到近代。
清朝康熙大帝雄才大略，好学不倦，起初对圣经稍有涉猎和好感，不久就与梵蒂冈教宗间发生“礼仪之争”。他死后，雍正帝下令禁教（一七二四），从此福音在中国又处于断灭状态，一百二十载。
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蜂涌而来的传教士多不像马礼逊、理雅各等尊重中国文化。他们忘记了耶稣的教训，染上十九、二十世纪之间欧洲白种人那种骄傲自大。由轻视清政府而轻视整个东方文化。他们为不义之战的胜利而欢欣，过分热心于不择手段的信仰征服。到冒充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兴起，有些西教士甚至以为洪秀全就是中国的君士坦丁。
也有虔诚严谨的西教士，只传福音，不借助人间的炮火。戴德生（Hudson Taylor）创立和领导的内地会，就坚决拒绝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方便。他们以内陆的贫苦百姓为对象，朴实而直接地传播福音。另外一批同样热心的传教士：丁韪良、李提摩太、林乐知等，就以广学会之类翻译出版机构为基地，推进中国的维新运动与现代化；主张对中国文化尊重。
那时，西教士因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治外法权，许多刁莠之民就投机入教，藉教会与洋人为护符，为非作歹。西教士牵涉的教案日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也愈甚。种种人类的软弱与罪性，相激互励，终于酿成二十世纪前，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大惨剧！
庚子拳变令人痛心疾首，辛丑和约使中国人受到损伤屈辱。十年之后，腐败透顶的满清政权连同三千年的君主专制同被推翻。革命党人之中，自孙中山、陆皓东、史坚如以下，许多都是基督徒。孙先生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明显脱胎于美国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理念，而这是充满了圣经讯息的“葛提斯堡演说”末段的名句。不过，这个时期，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力量。自尊、自强、民族复兴，是饱受压迫羞辱的中国人最大的内心力量。许多人由愤恨殖民帝国与经济侵略，因而迁怒同样由西方而来的基督教会“多一个基督徒，便少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句当时流行的看法，连中国哲学大师牟宗三到了晚年，二十世纪将尽时，还是这个看法。
牟宗三领导的新儒学人士，不像他们反对的共产党那样反宗教，不过同样对基督教划清界线。基于文化、历史的关系，他们宁愿亲近佛教。牟宗三晚年所作《圆善论》有首收结的诗：“德福一致浑圆事，何劳上帝作主张？我今重宣最高善，稽首仲尼垂意章。”哲学大师的高见是：“道德”与“幸福”一致，这最高层次的“善”，孔子早已宣示了；作为中华文化的传人，我们不需要西人的、基督教的上帝。许多富有民族自尊，特别是念文、史、哲的知识份子，都冷淡的说：“你有耶稣，我有孔子”。
五、既叛耶稣、亦弃孔子
牟宗三教授念高中、大学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想界风潮：崇科学、尚人文、反基督教。那时，西方自我主义（以个人的理性判断一切，代替超越的上帝）、科学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知识、经验都要通过科学）、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宇宙的第一性，物质之外没有所谓灵）、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国际上的森林定律也是：强者后亡，弱者先绝。没有爱）种种思潮，杂乱地涌进中国。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就认为：少年的新中国既不要佛教、道教的土迷信，更不要随着战舰大炮而来的洋迷信----基督教！
“一切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这是共产主义唯物论者的著名说法。一切人类价值理念都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了政治、道德、艺术等等上层建筑，形成了不同阶段，和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递嬗，最后是消灭一切阶级的共产世界，到那时，一切宗教也就归于无有；因为天国已经在人间实现。马克斯、恩格斯上述的书生之见，到了俄国革命家列宁手上，就变成一套政治策略。俄国是基督教东正教的大本营，于是查经班变成学习小组；认罪、告解变成坦白交心；少年团契变成共青团，各级主教变成各级干部。有些大陆封闭了几十年的朋友，初到外边教会就说：“唉！都跟我们在党里学习一样，还有唱歌。”这话应该掉转讲。是的，许多地方都相似，不似的只有核心。
共产党的手随着十月革命成功，推展向全世界。一九二一年西方色彩最浓的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有神与无神、创造与进化、崇党与唯物、基督福音与共产党，一切核心观念都相反，无可妥协。说可以调和的，不是身份不明，就是头脑不清。一九二二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召开国际大会于当初由美国退回庚子赔款所建立的清华大学，而由国立京师大学堂蜕变成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就发起“非基督教大同盟”来对抗。组织者的影响何来？当然可以用常识判断了。
中华大地文化悠长而深厚，任何外来思想信仰，都难免受激荡、同化。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佛教，不过佛教也要经历千多年的和平融合。基督教两千年来，却已经有了严密的西方架构和浓烈的西方色彩，而西方文化又与中国如此殊异。中国从古自视为“天下”，以君王为“天子”，以“政治”统辖“宗教”，以不断改装、利用的孔子为文化偶像；而发达于西方的基督教，与起于西方而又反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却同样是以全人类为对象的统摄性信仰。这样，东、西，新、旧，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混乱复杂到极点了。
从首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之后不久，西方教会又发生了神学的分裂。向流行科学让步的，放弃了“道成肉身”、“复活升天”种种神迹信仰，视之为比喻，着重于社会事工，称为“自由派”、“新派”；而坚信圣经无误，持守正统信仰者，称为“福音派”、“基要派”，两者的矛盾、纷争也传到了中国。许多学生运动、青年会等活跃分子，后来都变成中共的地下党员或者同路人。汤清在《基督教百年史》说得好：“当时一些知识份子大都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革命'为时髦。既没有超自然、超物质的信仰，更没有从这种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力量、牺牲服务的精神、明智的眼光，安得不坠入那有主义、有训练、有组织、善宣传，为争取政权肯牺牲的少数野心家之手？耶稣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么？'”（路加福音六39）
四十年代末期，神州大陆天翻地覆。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政之后，实施毛泽东“矛盾论”的战略----拉拢、驯服次要矛盾，打击、消灭主要矛盾；对抱有幻想或其他目的而靠拢的教会领袖给予权位，利用他们孤立、打击福音信仰的坚持者。韩战发生，中共与西方世界兵戎相见，更加攻击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驱逐所有西教士出境，关闭所有基督教学府。以吴耀宗、丁扁训等主持三自教会，查缉、禁制地下家庭教会。著名传道人王明道、倪柝声等被囚下狱。中共许多作为都反对中国传统，贱诋儒家不遗余力，而“以政统教”却比传统严厉得多，可说是“既叛耶稣，亦弃孔子”。
六、幸有耶稣，成全孔子
建设社会、维持世界的原动力是人间之爱。爱从何来？基督教信仰，是超越而外在的上帝；孔孟学说，是每个人的内心；宋明理学家和现代新儒家，又吸收了佛教的讲法，以人心为超越内在的本体。不管如何，相信人心，或者更相信上帝，人类的道德行为才不会是无源之水。
共产主义起于西方而又反西方的崇神尚智，中共长期诋毁“唯心”，丑化儒学，矮化孔子，国民的道德又靠什么作为根本呢？
孔子儒学当然绝不完美：没有真正的办法防范与制裁最高层的权力，就是他致命的弱点。这个致命弱点在不信孔子，更不信耶稣，而又在全国党政军教权力一把抓的超级领袖人物身上发作，就毒流天下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中共自己承认的十年浩劫，是中国人由不拜真神错拜假神，而至受苦受难的高峰。半世纪以来，在政治压力之下，基督徒从五十年代初期的八九十万，到二十世纪结束时接近一亿，难怪连压迫信仰者也惊诧：基督教好像不会爆破的皮球，你越打击它，它就弹得越高。
文革后，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是另一种拜假神的风气：一切向钱看。随着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经济、生活提升，以及由外间洪水般涌入的新资讯，人民富了，就自然想提升生活素质，提高文化，于是，一棒打死说过去是封建，一笔抹煞说西方是腐朽这类愚民政策，随着古籍的重印，电视、电脑的流行，而彻底破产。忧国忧民，敢说敢想的人会反省：
经过一场又一场折腾，为什么还是念过四书五经的人多一分淳厚，在所谓新文化中长大的人，反而更凉薄？
五千年的文化，诸子、佛教的智慧，为什么始终制衡不了皇帝极权，以致人们“伴君如伴虎”？
民主、科学、法治、人权都遥遥领前的国家，为什么都以基督教为普遍信仰？
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以政领教”、“以君为尊”、“崇信自力”是否都要重新检讨？
人性真的善良吗？共产党员真的是特殊材料所造吗？
人性为什么如此不可靠呢？对此，圣经的回答是：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马太福音廿六41；罗马书七18）
孔子之教，以仁为中心，仁就是爱，不过没有上帝之爱作为根源，爱的力量就很早枯竭。更严重的，属世之爱一定被邪情私欲混入变质，成了利己损人、党同伐异的工具。酸风妒雨的男女之爱、“械斗”不休的宗族乡党之爱、纳粹党式的国家民族之爱，都是例子。
孔子认为：实践仁爱，应当从“家”开始。所以说：孝悌为人之本。移孝作忠，化悌为敬，就可以由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这是千百年来孔子之徒的一贯理想。没有孤立的个人，个人都属于家。家是社会，天下的缩影。问题是：
第一，一姓一家的观念太强，爱就不容易推展到家族以外。结果只是将人间的怨仇、憎恨从“个人”，扩大到族群之间而已。
第二，一家一族之内，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就是小皇帝，即使贤能，因为无所制衡，必然权力中毒。
第三，慈父不一定获得孝子，忠臣更往往遇上了昏君庸主。所以，儒者所标举的“修身”、“齐家”、“治国”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更不要说“平天下”了。
人的软弱，再加上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等等恶习陋俗，交织纠缠在家庭宗族的大浑水，小圈子里，问题必然丛生。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难怪许多人拿中文“家”字的意、形慨叹：真是家者“枷”也，又大又沉重的一个盖子下面，一头蠢猪！在古代，这个孔子解决不了的问题，除了自尽之外，“出家逃禅”是最普遍的出路；如今，听到了福音，我们应该知道，唯一的出路就在耶稣那里。
圣经一方面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对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因为“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方面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听来好像矛盾，其实是一贯的。因信上帝而有真正的爱心，于是就有相应的行为表现。不过，这是“第二个诫命”，一定要以“第一个诫命”为大前提，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无论忠于国家，孝于父母，慈于儿女都要是“在主里的”爱。这就是基督之道胜过，并且成全孔子之道。（经文顺次：约翰壹书四20；提摩太前书五1至4，三15；路加福音十四26；马太福音廿二37至40；以弗所书六1至4）
回到文首的比喻，中国人几千年来，就像房中小鸟，随着能力稍强的鸟乱飞乱撞，头破额裂。究竟通天之路在哪里呢？上帝早有怜悯，基督耶稣降世，神成为人，让我们能认同，跟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世人，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
